第17届郑州工博会盛大开幕 工业大展助力数字化转型！
已经移民国外的新加坡籍华人郑卓说，真正移民在国外做实业的人不多，其实企业家也不愿意移民，因为转行不易，实业在国外生存很难。
这种局面是危险的，处在这种局面下的经济体也很难长期得到安稳。对房地产业更大程度的依赖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的投资创业环境，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加困难。
为了打破低层次自循环圈，在产业演进问题上，应将产业自发演进的力量和政府的引导扶持力量结合起来。（五）长期大量消耗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的增长模式，造成了目前生产成本急剧上涨的局面，助推滞胀我国制造业受之前所述的低层次自循环圈的束缚，受制于产业升级滞后，也受体制经济的束缚。农业在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手工业和商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较低。由此若放慢前者可缓解通胀，若放慢后者可改善外贸企业的生存状况。也就是说，人们将不得不直面财富的缩水、购买力的下降和经济的不景气，但他们还是可以在不同的亏损方式（投资方式）之间选择一个。
于是我国政府大操大办，一手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巨无霸的垄断型国企和行业政策一起快速获取各类资源和市场，在很多行业包括一些新兴产业领域挤压民营企业，同时又贡献着大量的银行呆坏账。这十年，并非市民没有新需求，也并非百姓没有‘打车难的呼声。
北京出租车发展的黄金(1716.20,0.70,0.04%)时期，或者说的哥的姐的好日子，当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盼来的幸福生活。实话实说，草民多安步当车，或乘公交，已经感到很满意了。日前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北京出租车：十年撼不动的利益格局》，因为是身边发生的事情，容易看懂，愚以为可作为透视利益集团的案例。经济专家们研究出一种现象，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法治水平普遍会更低。
从经济学上看，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组织形式，企业所有者根本不需要付出成本、承担风险，却坐收高额利润。目前的出租车企业管理层对于行业没有丝毫贡献。
沈先生的批评中，除了肥了官员一句似可改为懒了官员，因为不作为，其它皆言之成理，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曾看到林毅夫先生的文字，好的市场经济不应该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在纪念邓小平这位令人景仰的老人南巡讲话20周年的时候，国人更要解放思想，继续深化改革，当然是从领导做起。可是从建设世界都市的视野去看，专家们说得更有道理。
更可恶的是出现权钱交易，腐蚀公职人员，导致腐败现象时有发生。这里所说的利益格局可理解为利益集团。这十年，出租车司机、人大代表在奔走呼吁，官方研究机构在调研，国务院领导有指示，但都无法改变10年前就已形成的利益格局。看来利益集团也不是国人的杜撰，乃舶来品也。
用广东省委汪洋书记的话说就是如果只是根据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国外目前最通行的方法是利益集团理论，这个国家形成了某一些精英或者财富阶层，他们掌握了政治的权力，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坏的市场经济体系。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去避免出现坏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就会保护一些权贵的利益。
因之，时下垄断型国有大企业更当自警、自重、自律，防止陷入利益集团误导的陷阱。细分析，道理很简单，就是意识形态松绑，思想解放，政府放权，发展才是硬道理……迎来了北京第三产业波澜壮阔的繁荣景象，出租车行业只是其中一隅。先富者一抱团了，就成为改革的阻力。政府相关部门管理不当，出租车公司根本没有资格占有大部分劳动成果。业界专家认为特许经营导致暴利，暴利归于利益集团，是阻碍深化改革的绊脚石重新配置社会资源以市场化或者组织化方式实现发展机会。
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政府或者个体对行业发展前景的一次性判断是否正确，而在于谁有信息优势以及判断错误的代价由谁来负（决定成功概率），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损失大小（企业的个体判断错误代价更小），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纠错速度与机制。第二，政府无能导致的宏观管理失败。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由生产可能性边界来界定，后者是由特定时期这个经济体所运用的不同的经济流程、生产方法等来决定的。进入专题： 新结构经济学 。
非洲许多国家政府无力建设稳定的社会、政治生活，甚至战乱不断，自然谈不上发展。这种重新设定有可能包括从具体而微的流程改进到重大的技术变革在内的无限多的类型。
许多欠发达国家实施名目繁多的许可证制度，开发商业机会难上难是。换言之，林毅夫教授承认并强调了市场应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但指出市场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遵循增长识别与协调六步骤，引导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发展，取得最快的升级换代与经济增速。发展就体现为这些经济流程、生产方法的不断改进，发生这种改进的机会称为发展机会。发展机会往往体现为利润机会，但利润机会并不一定都是发展机会。
恶性通货膨胀降低了扭曲了价格体系、降低了可预测性、压低了储蓄意愿，同样导致发展机会的浪费。管制的理由千奇百怪，但最终效果都是高效的生产技术无法被实施，许多本可实现的发展机会被浪费。
反观中国，后发优势之下具备充沛的发展机会，客观上要求大量的有效投资来固化这些发展机会，近年来经济产出中配置于资本形成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以上。当私人、企业进行这种探索时，他们以其自身资源为自己的决策负责。
更加重要的是，探索未来成功机会涉及到极大的不确定性。前者指行为人逐步积累自己的经济资源，并在资源的约束范围内进行投资，以利用被识别到的发展机会。
一个不能提供稳定、收敛要素价格的经济体，将使相关行为人无法判断发展机会的利润与风险大小，从而阻碍它的实现。第二，政府管制剥夺了民间经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一旦金融被涉及到，现代经济的动态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发展的两种形态——斯密型增长与熊彼特型增长——都会呈现出来，前者的主要手段是借由劳动分工、市场规模扩大而引致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后者的主要手段是技术创新及其相联系的资本积累对技术水平进步的固化。有两个概念应予区分：发展机会与利润机会。
这主要是因为，在上一篇文章的争论中，包含的绝不仅是断章取义与望文生义，而是对于发展如何取得、政府在发展中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等方面的基本争论。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总结的另外一条经验就是宏观经济的稳定。
在许多欠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被管制，存款利率过低，压低储蓄意愿，而被征集的资金以过低的价格配置给受到保护的企业（往往是国企），鼓励了后者失败率畸高的冒险，而民间经济即使拥有更好、更多的发展机会也因为得不到外源融资的支持而被浪费。第二步，对发展机会的识别涉及到主观因素，因此，稳定而收敛的要素价格是重要制约力量。
林毅夫教授是第一位登上马歇尔讲座讲坛的华人学者，其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包含了愈20年的苦心探索，得到了包括诺奖得主斯宾塞、斯蒂格利茨、福格尔、阿克劳夫、谢林、赫克曼、菲尔普斯等人在内众多经济学者的赞誉。既然如此，对于林毅夫教授在《林毅夫回应争议：新结构经济学的要义》中，对我在上一篇文章《追问增长根源：也谈林毅夫假说》的回应，不得不严肃应答。
